今年2月，上海飞往海口的一架客机，由于暴雨无法降落，申请备降，连续遭到三亚和广州2个机场的拒绝。飞机最终在深圳机场降落时已经逼近飞行的最低油量。此后，国内民航业又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

即将进入雷雨季节，航班备降的频率大大增加，为避免航班难以备降引发安全事故，民航总局日前就针对备降保障展开专项整治，要求各机场从大局出发，在确保安全和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全力做好航班备降保障工作。局方同时表示，如因备降保障不力造成的安全运行征候，将对责任方进行严厉处罚。

机场拒绝备降航班，不能排除一些机场容量小，无法接纳大量航班备降的客观原因。然而，也确实存在部分机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接受已经延误的备降航班，加之且不能对备降航班收取额外费用，机场接受备降意愿愈发减弱。专项整顿针对的即是后一种情况。

一般而言，航班备降是基于一定的客观原因，例如天气或疾病突发，一旦备降等待过长，还可能出现燃料不足的危机，拒绝备降，无疑会直接地大大增加飞行安全隐患，甚至危及乘客的生命。如果仅仅从机场立场出发，断然拒绝备降，不仅违背了相关规定和行业规则，也是对公众生命的不负责任。

客观地说，各地机场回绝具体航班的备降申请，可能有着因时因地的不同原因，需要通过调查，依照不同情况作出判断。但仅从今年2月起，不同地区的多起“拒降”来看，很难简单视为机场条件束缚的结果，而更像机场越来越明显的“利己”选择倾向。

机场实行属地化管理以后，被大部分地方政府定性为企业，随之而来的，是机场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逐，这些在一些机场售卖的天价商品中可以具体而微地体现。即便这些问题一度受到重视，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可能都还在公众的容忍范围之内。然而，当问题延伸到公共安全层面，可以说，机场的任何做法都是令人不可理解和愤怒的。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第三条中明确指出：民用机场是公共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即使机场有经营性的必要，但必须建立在保证公益性的基础之上。而机场公益性的核心，指向的正是公共安全。如果机场因经济效益而拒绝备降，是对其公益性的否定和公共责任的推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机场作出的“非公益性”选择是放在特定的“备降”情形之下。这意味着在机场属地格局下，某种程度上，公共安全被作为企业且相互竞争的众多机场所分化。本应奉若圭臬的生命安全价值，没有作为行业基本规范为所有机场自觉遵守。

事实上，与机场相关的航空公司也有着相似的问题。去年一时广受关注的吉祥航空谎报油量拒不避让自行降落，险致卡塔尔班机坠毁一事，正是民航业另一个安全隐患的表现。

从这个层面来看，民航总局应该做的，并不是针对某一行为的专项整治。民航业更大的问题恐怕是一种失序，要面对的是怎么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