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上访成了敌对势力，除了这次湖北打人，那本湖南日记中的各种应对举措也就顺理成章：“要主动出击，……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对组织策划，上京，闹事的，采取劳教处理”。“他们只是少数，我们有胜(盛)大的物质几(基)础和政法机构。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许……”“在(再)有拆迁户上访，由街道和指挥部配合做工作，做好拆迁谈话记录，由袁正恒局长负责。打击由陈大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负责。”“到信访局联系处理。法制办对达不到违法的拆迁户，办学习班。”以上文句多有不通，但原文如此。这是一份极为真实与难得的权力自白，它够格存入国家历史档案馆。读了它，谁还会奇怪那位老妇挨打呢。

颇喜剧的是，受害人挨打后，当地公安不断找受害家属说情，请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求情的玄机不在于不能处理那六名打手，问题是如果这样处理，以后工作怎么办。上访那么多，敌情那么严重；而且现场的判断只有现场的人才能作出，误会在所难免。因误会而处罚，以后这活谁来干。看来，在敌对势力的逻辑框架下，权力也有权力的难处。

本来没有敌人，但有一种思维(出于它自己的利益需要)，却会制造敌人。恰恰是这种思维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极易造成社会不稳(有敌人的社会当然不是稳定社会)。于是，只好用纳税人无偿提供的公帑去维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这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