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上述论争中比较合理的是卡赞斯坦的多元论。亨廷顿的理论在强调西方文明的完美性上走得太远，容易为超级大国借口文化优胜控制世界提供理论依据。相反，卡赞斯坦所认为的诸文明在内部是多元的观点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全球文化共同体下的多元共存则是一种比较可以接受的理论。这种多元性的提法与尊重各种文明的特点、个性，在此基础上发展现代文明的进程相协调。

在我所研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三个领域里，近三十年来，国际上主要产生了四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当代史学巨匠、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鲍斯曼在2000年出版了《文艺复兴的衰弱》一书，认为推动文艺复兴的是一对自由与秩序组成的范畴。例如：时间的自由、空间的自由、文化的自由与时间的秩序、空间的秩序、文化的秩序相对应，突显出文艺复兴发展的历程。他认为：正如有光明就会有影子一样，人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秩序把成果加以固定，由此完成旧传统向新文明的转化。

鲍斯曼还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1988）一书，指出加尔文不仅是一位刻板的法律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信奉着人间天国的理论并着手进行社会改革。这样，就突破了学术界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加以对立的传统，把两场运动在一个更为深刻的背景中连接起来，找到了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共性。鲍斯曼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研究文艺复兴还是研究宗教改革，必须坚持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只有这样，事物的整体进步才能凸显，事物进化的复杂模式才能显露。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是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世界级领军人物。在《1525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一书中，他提出近代欧洲政治的特点之一是民众参与政治，因此必须重视普通人的作用。他认为，这种政治是普通人通过公社、议会、共和国三个步骤自下而上推动的，明显有别于只强调君主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近代国家的历史解释。因此，布瑞克要阐明的是“普通人革命”这一观念，以此对近代政治进行了重新解释：寻求政治的民主化、寻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共同利益”。这一分析把建立近代政治的主要动力放在寻常百姓的行动之中，民众的意愿，成为衡量政治是否近代化的主要标杆。

上述研究成果赋予人们过渡时期文化转变的全新图像，而澳大利亚学者斯克布瑞尼却力图在文化理论上有所创新。在《为了普通人民的缘故》一书中，他提出:把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分裂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实为不妥。在该时，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种文化延伸出来的两种表述方式。因此，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时甚至能够互相置换。例如：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弥撒的时候，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但在谈到奇迹的时候，往往又会穿插许多听众熟悉的故事，这时所采用的就是大众文化。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宣传画里，充满着民众语言。例如：尽管在文本材料中新教领袖坚决否定圣徒和偶像崇拜，但在图像材料中马丁·路德却被画成了头上有光环的圣徒，而他自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把文本材料定性为精英文化，认为宗教改革只是一些知识精英的事情，这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我认为，上述四项重要成果尽管在研究领域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都注重突显民众的作用，并且在方法论上注重对立统一，意味着一种视合力、共赢为社会发展模式的文化理论在呼之欲出。在这些新颖的解释体系中，自由与秩序、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王朝战争和人民革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不再水火不容，而是变得对立统一，文化间可以进行多样性运作的政治组合，正好反映出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