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会上各方充分发表了意见。我们知道的主要有博古的正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还有何克全(凯丰)的发言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参会人员的各个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各种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争辩激烈。但背后也有一个人心所向的大趋势，甚至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共同目标：这就是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出发以来，红军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境况。只是怎样改变的思路和方法差异巨大。

会议民主表决，通过了四条决定：“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可以说，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这是遵义会议最大的民主体现。正是这一民主的结果，使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博古同志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但他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从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

问：对会议的决定，特别是批评自己的决定，博古等领导同志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张：作为党的纪律，议事和会后执行决议，服从组织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要求。在会议过程中，一方面，李德、博古受到大家批评，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力。特别是博古同志，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但他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而是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从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后李德在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思想虽不通，但仍服从并执行了组织决定。而李德，他说：“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服从真理，顾全大局，服从于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有坚强的党性。

会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这为后来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博古、李德和凯丰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意见一边。

为什么要提出“遵义会议的延续”这个概念，在“遵义会议的延续”这个阶段，又是怎样体现民主集中精神的

问：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延续”这个概念，您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概念？这与研究这段历史有什么关系？